“你明年的心理價位是多少？”我接著問蔣國。
“比你的低啊，你的心理價位是8元/斤。”我對辛宏權說。他剛才說的是6~8元/斤，下限一樣，我取了個上限。
“賣8元/斤是他有自己對接的渠道，比如百果園，或者雨露空間，他可以高于市場價的。”蔣國解釋道。這1元/斤的差價正是他做銷售的利潤。
“正常情況下我可以比別人多賣0.5元/斤吧。”辛宏權自信地說，并繼續解釋了他現在為什么還敢種的原因，“我跟‘花果飄香’中特別熱鬧的那些粉絲群體又不一樣，我做的就是完全直面市場競爭的。‘陽光玫瑰’以后肯定是一個大眾化的商品，跟我現在在做的‘麒麟瓜’是一樣的，就看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能不能活下來。”
我問道：“假如，‘陽光玫瑰’的行情繼續下跌，跌破你們的心理價位，比如5元/斤，甚至更低……”
“我肯定繼續搞啊！”辛宏權隨即應道：“像我是不可能再去改行了，只能堅持做下去，哪怕今年不行，明年再來。如果有5000~10000元/畝的利潤，我就很高興了。”
他還是種植者的理念。農業仿佛他是人生繞不開的宿命，只能靠技術、辛勞、堅韌和規模帶來的性價比來獲得效益，而不像蔣國那樣講究時機。
蔣國說：“當我們這個產品的價格跌到5元/斤的時候，死的不是‘陽光玫瑰’，而是其他品種，比如‘巨峰’‘紅提’，包括新疆的葡萄也過不來了。所以我告訴我的團隊，一旦這個產品跌到5元/斤，不要擔心，只要熬上一年最多兩年，絕對會漲到8~9元/斤。”
“但是要熬。”蔣國接著說，“‘陽光玫瑰’未來的價格會維持在5~10元/斤。大家都有得賺，但是都賺不多。”
“那你以后怎么辦呢？”我問蔣國。心里冒出幾種可能性，比如重新把園子轉讓掉，專心做供應鏈，畢竟過了品種紅利期之后，銷售的風險比種植要低得多。
答案很意外，蔣國說要把接下來的重點從銷售轉移到種植上，理由是銷售的利潤會越來越低，但在種植上還有很長一段時間的可塑性。
他給自己找了一個標桿——江蘇鹽城的劉以勇，“他的畝產值穩定在5萬元左右，我現在的平均畝產值是2萬元，這就說明我還有3萬元左右的升值空間。”
“品種紅利期過后，在品質方面還是有利潤空間的。”我概括道。
“還有3萬元的提升空間。”蔣國又算了一筆賬，“1600畝乘以3萬元，我還有半個億的凈收入。即便行情繼續下跌，將來劉以勇的畝產值在3.5~4萬元之間，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追上他，如果我的畝產值能達到3萬元，一畝地的凈收入也能增加1萬元。我1600畝，就在原有的基礎上增加了1600萬元的凈利潤。”
“像劉以勇這樣的人如果在葡萄圈都活不下去了，那真的是活不下去了。”辛宏權似乎不擅長用數字說話，他用市場上的淘汰法。在他的心目中，劉以勇是處于行業金字塔的塔尖處，如果連塔尖都沉沒了，那他自然也沒法幸免。
“如果全國都種成劉以勇那樣的，那誰都掙不了錢了，這才叫失敗的項目。”蔣國繼續闡述他的觀點，“任何產業他沒到頂峰就可以干，現在既然我們還有這么大的空間，我們就沒有必要害怕，把自身煉強就可以了。”
蔣國做生意出身，在銷售端已經有一套穩定的體系，他現在可提升的空間在種植端，所以他明智地把重點從銷售轉移到種植上。
“你用的是誰的藥劑？”一聽蔣國說要在種植端發力，辛宏權似乎又找到了另一個共同話題。
對今年“陽光玫瑰”的表現，辛宏權覺得最大的問題在于無核化處理技術。一聽我明天要去河南鄭州，他就想一起去，去問問陳錦永，去問問張曉鋒。
“你不要老去研究藥劑的問題。”蔣國對辛宏權說，“我們第一年種的時候，用的是陶老師的藥劑，我的技術員跟我講這個藥劑他搞不了，問我能不能把俞才瀾找來。我就把俞才瀾找來了……每一個技術員他都有一套基本功，有一套自己的想法，也有他解決不了的三個點。如果這三個點解決不了，那這個園子就容易死。”
“比如說種葡萄有十個點，每一個技術員都會七個點，有三個點他不會的，但這三個點每個技術員是不同的。比如我湖北園子的那個技術員很全面，他能懂九個點，就是不會保果，所以每年保果的時候我就給他配一個人，給他補齊這個點。這就是當老板的一定要知道你的技術員缺什么，我要幫他補什么。”
我總算聽明白蔣國說的這三個點就是辛宏權前面講的（關鍵）點。不同的是，辛宏權想的是自己去解決這個點，而蔣國想的是找人幫助技術員解決這個點。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他的關注點和你的關注點是不在一個平面上的。他是關注人的問題，你是關注技術的問題。作為一個規模比較大的基地來說，我覺得他的解決方法更有效。”我跟辛宏權建議道。
從計劃種植“陽光玫瑰”到今年第一年結果，辛宏權跟我一直都有交流。他很好學，不光我熟悉的種葡萄的高手他都去過，很多我不熟悉的他也去過，包括蔣國說的劉以勇。但今天看了現場之后，我就有一種擔心，如果按照他點攻關的思路走，就會面臨著繼續交學費的危險。
“對的，今年最遺憾的是沒有做出對比結果。我已經拿了五六種藥劑，像鄭果所、劉以勇的藥劑我都拿來了……”辛宏權又提到處理劑的問題。
“你還在強調這個事情。”我無奈地笑了笑，問蔣國，“你對他有什么好的建議嗎？”
“他現在自己先上路是對的。”蔣國對辛宏權說：“我就給你一個建議，找一個導師，要不就強挖一個人，比如去挖我園子里找一個技術全面的人，我給的年薪大約15萬元左右，你給他20萬元把他挖來。”
“三年很難回本。”蔣國直截了當地說。他給辛宏權介紹了現在在做技術服務的幾路人馬，比如191、葡萄協作網。
“我有兩塊地是交給協作網來指導，他們不收指導費，就買他的肥料。我自己有肥料廠，生產成本是5000元/噸，協作網賣給我是1.8萬元/噸，相同的東西，我為什么要去買他的？舍小取大，我為的是吸取他們的管理方式和經驗。這樣你的技術團隊會成長得非常快。”蔣國介紹道。他還有一塊地聘請劉以勇作指導，代價是20%的效益提成。
“是的。”辛宏權點了點頭，“像我就存在這個問題，雖然種葡萄是新手，但畢竟種瓜種了這么多年，在農資方面知根知底，你說讓我全程買這么貴的肥料很難的。”
我和辛宏權交往甚多，知道他在待人處世上是一個大方的人，但這么多年的行業磨練已經讓他養成了在投入品方面精打細算的習慣。在他的心目中，農業從來不是一個暴利行業，只有在經濟性方面做足文章，才有資本去直面競爭。
就像蔣國自我定位的未來方向：“種植不死，公司不倒。”
轟轟烈烈地干了一段“閃電戰”，接下來就是天長地久的“持久戰”，拼的是綜合實力，是技術，是管理，是消費者眼中的“性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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